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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
发表于 2010-8-17 14:49 ·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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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金属并不短缺,短缺的只是某些贵金属(如银),中国纸币的出现在宋代,名为交子,虽然在宋代之前,汉代出现过代金币一类的“鹿皮币”,唐朝也出现过作为纳税凭证的印纸和作为存款收据的飞钱,但它们存在的时间都很短,其普及面也不大,不能算是真正的纸币。在宋以前,中国的货币大都是采用金属制造,也有少部分采用货品硬通的方式。宋代出现交子是因为宋代以后,贸易开始发达,出现了对外货币流通,很多金属钱币大量外流,造成了宋本身制造钱币材料的短缺,因此交子一类的代金纸币也就应运而生。而制造钱币一般都是用铜。汉代早期用黄铜作“金”,隋唐时期则较为正式地将铜作为硬通货钱币的制造材料(还有金、银、帛、绢等)。而早在后汉时期,用铜制造武器的记载已经非常少见。制造武器一般都用铁等更加易于锻造的金属。所以什么制造武器会导致钱币不够用之类的说法,在后汉乃至隋唐以后,基本上等于无稽之谈(我觉得你搞所谓的“重读历史”,也应该稍微注意一下你对于我国历史问题很多成见性的误读,不要放到西方就大叫要重新认识,碰到东方的历史就延续错误。)
本来我不想说什么。。。。但我感到谈论的东西越来越远了。。。
作为楼主。。。。我还是建议回到 西方中世纪 这个主题
本来你写的结论 我都不想说太多
但这一段,正好资料就在手边 顺手吧。。。。。。但我看你对国史那么有自信。。。
我也不妨引一段。。。。
不过这一段很长。。。。看起来很累。。。。当然我打着字更累
有句话好像说:认真 你就输了 我承认我现在已经输了
还有抱怨一下。。。居然网上搜不到正文。。。。果然网上就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都全了
正经的就是没有 我只能打字
还有废话就是,字很多 如果看着不嫌累 各位观众也可以坚持看一看就是
正文
1货币制度:
与日本强烈对比的是,中国在相当于我们(西方)史前时期就已经是个有大城垣城市的国家。只有城市方才有其受众人认同且祭祀的地方守护神,而诸侯主要是城市的支配者。即使是大诸侯国间的官方文书里,仍然以“贵都”或“敝邑”来指称“国家”。甚至到了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余年。苗族的完全底定,还是用古罗马一直采行到公元三世纪一样的办法来完成——强制性的聚居,将苗人集体迁徙到城市中居住。事实上,中国行政中的租税政策制度极度有利于城市居民,所牺牲的是广大农村地区。自古以来,中国主要是个内地贸易国家,这对于提供广大地区的需求乃是不可或缺的。然而,由于农业生产重于一切,是以货币经济直到近代都还比不上埃及托勒密王朝时的发展程度(公元前332~前330)。从货币制度上就足见如此——无论如何,部分可解释为货币制度崩坏的结果:铜钱与银两(货币铸造是操纵在行会的手中)的兑换率不断波动,不仅时时不同并且因地而异。
(正由于皇帝的贬低货币成色与发行纸钞,才导致变成这样的制度——相当于德国的银行本位(如汉堡银行所显示的)。因此,这算是第二次的(币制)转变。正如1896年6月2日《京报》上所刊载的,皇帝谕令及报告显示,直到最近,某地铜货一旦突然短缺,即可能导致一场大混乱出现:地方的银行劵因此增加了发行量,从而造成贴水差额与银块投机的现象;更严重的是政府完全不当的干预政策。
中国货币制度糅杂了极显著的古代与现代的特征,财这个字,仍包含有“贝”的原义。直到1578年,云南(一个产矿的省份)还以贝币为土贡。代表“货币”的一个文字,愿意是“龟甲”。“布币”听说在周代时就有,以丝绢来付税通行于各个时代。珠玉《宝石和锡,在古代也都具有货币的功能。甚至那位篡位者王莽还徒然地想建立一个以龟币,海贝和金银,铜铁并行,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等级制。相反的,根据一则公认不大可靠的记载,理性***的帝国统一者秦始皇下令以铜和金来铸“圜钱”(镒与钱),其他的交换或支付手段一概禁止,不过没有成功。
银似乎要到晚期(汉武帝)才具有成为通货的重要性,而一直要到1035年(按即宋仁宗景福二年),才成为南方诸省的租税支付手段。这无疑是由于技术上的因素所造成:金来砂金,而铜原先是以一种相对而言简单的技术采得。但是银必须经由一套完备的开矿技术来开采,而中国的采矿技术与铸币技术一直停留在相当原始的阶段。传说早在公元前十二世纪就有钱币的铸造(而实际上可能要晚到公元前九世纪),约在公元前两百年,首次有文字记载。与其说是铸造,倒不如说是打刻的。因此,很容易伪造。其内容成分也有极大的差异,甚至比欧洲十七世纪时的钱币成分差异还大(例如英国的五先令银币crowns,纯度差异约百分之十)。有十八枚同时发行于十一世纪的中国铜钱,根据比欧德测量,重量有从2.7克到4.08克之间的各种区别。六枚公元620年发行的铜币,重量从2.5到4.39克之间。光就此,这些货币就不足以成为明确且可通行的交易基准。
黄金的存量。曾经因为蒙古人的劫掠而得到突然增加,但随即又复低落。以此,金与银早就是非常稀有的,虽然以既有的技术而言,银矿应该还是很有开发价值的。(每次一有地震发生,风水的迷信就会导致采矿之举的制止)。铜依然是日常交易的通货。西方贵金属的广大流通量,是(中国的)史家所熟知的,尤其是汉朝的史家。事实上,许多年来往负责运送实物贡租中丝绸的大规模商队,将西方的黄金带入国内,这点从所发现的罗马金币便足以证明。自从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黄金的流入便中断了,直到蒙古帝国的时期,通货的状况方才好转。
中国与西方的贸易,在墨西哥与秘鲁的银矿被开采之后,进入一个转捩的时期,那儿所产的银矿大量涌入中国,用以交换生丝,陶瓷与茶叶。从以下的金银兑换比中,显见银价的下跌:
1368 4:1 1574 8:1 1635 10:1 1737 20:1 1840 18:1 1850 14:1
1882 18:1
但是由于银通货的需求量增加,银的价位攀升,致使铜对银的比价下跌。
采矿与铸币都是***当局的特权;甚至在《周礼》中提到的九个半传说性的官方部门(九府),都包括有执掌铸币者(泉府)。矿产部分是官方利用徭役来开采,部分则交由民间开采,但所产矿物则由政府垄断收买。价格与成本之间差距(之小),足以解释为何产量如此之稀少。
将铜运往北京铸造局的高昂运费——铸造局将国家铸币需求所剩者全部出售——大大地增加了铸币的成本。这些成本本身就非常庞大。公元八世纪(据马瑞临《文献通考》所记,公元752年),既有的九十九个铸币厂,据报每年每厂大约出产3300缗 (每缗1000枚)的铜钱。这需要使用30个劳动者,21200斤的铜,3700的铅,500的锡。每1000钱的铸造成本高达750钱,亦即百分之七十五的成本。此外,还要加上垄断性的铸造局所要求得高昂制造利润,常规是百分之二十五。这使得十几个世纪以来不断进行的制止盗铸——利润高得惊人——的斗争,毫无希望可言。
矿产地区常受到外敌入侵的威胁。政府向外国(例如日本)买进铜来铸币,或者没收私人所持有的铜以确保充分供应庞大的货币需求,可说是司空见惯得事。官方干涉与特权实际上往往扩张到所有的金属矿产。银矿开采要支付一笔巨额的矿区使用费给所有官吏(十九世纪中叶,在广东省这笔使用费高达20%~33.33%,连带铅矿,则达55%)。这些官吏除了将一定的数额缴交政府外,这些税捐就是他们收入主要来源。金矿主要在云南省,和其他矿产一样,划分成小地区分配给职业的采矿工匠去做小规模的经营,每人依产量缴交使用费,最高可达40%直到十七世纪,据闻这些矿区,从技术的观点而言,还开发得很有限。除了堪舆师所造成的困扰外,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与意识形态结构中的一般性传统***。这种传统***一再地导致所有认真的货币改革无从实现。
关于贬低货币成色,史书中提到早在楚庄王的时代,就有使用劣质货币却未成功的故事。传说(汉)景帝时,再次贬低金币的成色——但绝非最后一次——而导致交易上的大混乱。显然,主要的祸根在于铸币金属存量的不稳定。必须抵挡草原蛮族入侵的北方,要比南方深受此一因素的困扰,后者因其为贸易重镇,通货供应要比北方充裕得多。每当有战事发生,财政上的调度都不免迫使货币有所变革,铜币则被改为武器(情形类似德国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之使用镍币)。当一切恢复和平时,铜则到处充斥,因为“复员”的士兵任意地使用军用物资(铜制武器)。任何***的***都可能迫使矿场封闭。货币不足或过剩所造成的物价波动,根据资料看来——即使这些资料不免有所夸大——委实相当惊人。伪造货币的现象一再发生,无疑是受到官吏的容忍。各地督抚也经常***的独占政策。正因为每一次的垄断尝试都受到挫败,政府才一再地允许人民根据一定的标准私铸货币。第一次是发生于(汉)文帝之时,结果自然是货币制度一团混乱。在这第一度实验之后,武帝确实很快地又恢复了铸币的独占。他除了根绝货币私铸之外,并以提高铸造技术的手法(钱币附有细致的轮廓,按“周廊”是为防止消磨钱而取铜屑),成功地提高了国铸货币的威信。不过由于对匈奴征战所需的资金调度——总是造成货币混乱的原因——他不得不发行对白鹿皮制的信用货币。再者,他所发行的银币也容易被仿造,结果这次的努力最终也不免于失败的命运。
引自 ***。韦伯 《儒教与道教》 前面 货币制度。。。
打累死了 等会儿 看能不能补全
有条件的最好看原文。。。。开篇 第一个段落 我打的不免有漏字错别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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