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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亚里斯猫德 于 2020-6-25 23:07 编辑
情感类的东西我不喜欢也不太擅长写得太长,跟论证类的不一样,所以大家不用期待又臭又长的段子
好吧,最后写成了半情感半论证这样的不伦不类的帖子
论坛火热的讨论,让我难免想到这么一个问题,也就是标题说的
这个题目其实很“哲学”,让我试图把它变得不那么“哲学”
我拿我自己举例子。一直来,我为这么一件事耿耿于怀。我奶奶原来身体很不错,但是自从在自家院子里跌了一跤骨折后,就每况愈下,直至几年后最终过世。这个事情,我是非常自责的,我觉得我自己有责任。责任在哪里呢,责任在,奶奶跌跤的当天,打电话过来问我是不是晚上回去吃饭。当时我在外婆家,我第一个念头是算了吧既然都在外婆家了干脆晚饭吃完再回去,因此我回答说在外婆家吃完再回来。然后,当天傍晚,奶奶在院子里摔了一跤。
这个经历,实际上牵扯到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如果我选择回家吃饭,会不会打破原来的因果链,于是我奶奶就不会摔跤。第二个问题是,我在那个时候,可能做出别的选择吗?
第一个问题跟今天的讨论没有关系。我们讨论的是第二个问题,也就是每当我们做完选择后,这样的选择是不是唯一的——换句话说,如果让我们选100次1000次10000次,我们会不会选择同一个选项。请注意,这个时候,我不是说100次1000次10000次中我们出现了非理性的状态,于是产生了不可预料的选择。我的意思是,会不会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也就是同样的事情同样的情境让我们选择100次1000次10000次,我们可能出现完全不同的选择——但是这些完全不同的选择,都是合理的。
直觉上,我们认为这是成立的。换句话说,我可能会选择回家吃饭;也可能像历史中的我一样,选择不回家吃饭。不论我选哪一种,都是合理的。我们看到,当选择本身不太复杂的时候,从第三者的视角看,当事人不管选择哪一种,都是合理的。但是,当选择本身十分复杂的时候,会怎么办呢?
你比如说,我内心有4种心态(当然,实际可能不止):
1).你们杀了我的朋友,我要报仇
2).我手上是个失去抵抗力的孕妇,我是人,我有底线,我不能杀她
3).你的爹杀了我的爹,所有这些都是因为你爹而起。现在我杀了你爹,而且我没有做的很过分,我就杀了你爹——他是我的仇人,我杀他天经地义。本来大家扯平了。你为什么偏要生出这么多枝节。为什么?为什么又要让我陷入失去的痛苦,为什么又要让我背负那种跟复仇和失去联系在一起的压抑,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
4).你们这群忘恩负义的家伙,我放了你们,你们却反过来杀了我这么多朋友,你们简直该死!该死!
试问,如果我真的选择了2),是不是完全不合理?或者说,如果让我选100次1000次10000次,我真的没法合理地选2)吗?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不能依赖直觉进行论证。因为如果我们用直觉进行论证,实际上就是在窃取命题。我说我的直觉是我们可以合理地选择2),你说你的直觉是我们不能合理地选择2),那么到底要听谁的直觉?在这一意义上,当直觉无法统一的时候,我们不能诉诸于直觉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来看问题呢?我觉得,这时候我们应该把人在当时做出的决定看成是由各种情绪所支配。这时候我们做决定,绝不会是理性的考量。我们的决定,取决于头脑中哪一个念头占上风。此时,头脑中所有念头都可能占上风——但是,这里不意味着具体念头占上风是随机的,也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分析具体念头为什么能够占上风。
那么,2)是否真的可能占上风以至于让我们选择它呢?我觉得它是有可能的,而且它并不是靠随机
先简单地分析下1)2)3)4)。1)和4)是“负”面的,它们引导的结论是,杀。2)是“正”面的,它引导的结论是,放。3)姑且说是中性的,它代表的是人物内心的苦闷和彷徨。在一开始,2)不会是一个占上风的心态。我们的第一选择是,孕妇是吧,good,照样杀。如果我们进行心理分析的话,我们发现我们有太多的原因不选2):
A.在之前的几天时间里,由于同伴的不断失去,我们不断在自己内心中强化1),3),4)
B.2)仅仅是我们新获得的信息
C.当1),3),4)在心中获得强化后,它们就形成了思维定势,这样的思维定势定义了人物最初的行动趋向。2)想要压倒1),4),面临的挑战不仅在于1),4)的烙印更深,更重要的是1),4)已经让人物形成了思维定势,以至于如果否定1),4),这涉及到自我否定。凡是涉及到自我否定,我们就需要付出更大的心理能量才能克服它。很简单的例子,假如我们被强烈的仇恨心态所控制,我们很难因为知道对方是孕妇就放人。这个难不是因为仇恨情绪太强,更重要的是我们就这么收手会让我们自己觉得很难受。我们需要一个台阶。我们需要一个额外的说法,光光因为杀孕妇不对这个道德律令并不足够。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会“咬紧牙关”“横下心来”去做我们明明知道不该做不能做的事。
所以,2)能不能占上风,取决于是否有台阶,以及这个台阶是否会被抽掉。如果事态不变,那么也许我们是可以说,选2)不是不可能,而是可能性有点低——虽然大家都认同不杀孕妇是一条非常霸道的底线,但是由于1),4)的感情太强,因此当事人并不至于因为2)的关系而直接改变行为。
问题在于,事态变了。我的同伴发出了声音,告诉我,你不能这样做。这个时候,2)在你的脑海里一下子进一步获得了强化,并且你得到了台阶,让你一下子“清醒”了过来。让你有机会拉住你自己。你是否真的能拉住你自己?不,你不一定。你因为你很圣母,才拉住了你自己?不,我告诉你,你并不是圣母,你是圣母的话,你一个人都不会杀。你怎么可能是圣母呢?圣母并不是你拉住你自己的原因,不要自己给自己加戏。你只是在这个时候你心中的那颗“作为人”、“我是人”的种子恰到好处、合时宜地迸发了。这只是你的幸运(当然,也许在末世中算是不幸或者说不合时宜)。这只是偶然。如果你的同伴不发声,或者你同时还有别的同伴向你哭诉朋友的惨死,可能你会坚定选择1)3)的信念
当选2)的声音来自于同伴,并进入心灵的时候。实际上它反过来把一个感性决定给部分地理性化了。也就是说,当同伴告诉你不要的时候,你将被置于这么一个境地,也就是你要明确地回答,你是不是一个有底线的人。这个问题如果是你自己问你自己,那么你内心会把这个问题闪避过去——毕竟,我前面说了,你不是圣母;末世底下生存的人早就为自己建立了一套托词。这个问题如果是对手抛出来的时候,你的内心可能把它解释为是对手求生的伎俩。但是,当2)的声音来自于你的同伴的时候,那么这个问题你不能再闪避了,你必须要明确地回答自己同时也回答别人,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是要遵守底线放手,还是突破底线杀掉孕妇。换句话说,你自己在逼你自己回答,你是不是一个有底线的人。
这个时候,你发现心理负担转移了。心理负担从原来的,我还需要给自己一个说法来不杀孕妇,转变为我需要给自己一个说法来证明我复仇的合理性可以让我杀掉孕妇。
不难发现,天平已经出现了变化。天平并不是原来那样明确地向1)3)倾斜。这个时候,选择2)将不是那么不合理。
好。我们分析了,为什么人物可能选2)。但是,我们不要把这样的分析等同为,人物将永远选2)或者人物将只能选2)。不是这样的。这样的分析是在告诉你,如果人物选择了2),那么这样的选择是说得通的。说得通,它不代表必然如此。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两者的边界给模糊了,我们把必然如此跟说得通等同起来——角色必然如此选择,才算说得通;说得通意味着必然会如此选择。实际上不是的,两个概念并不完全等同。
换句话说,很多时候,我们在历史中做过的真实决定,并不具有唯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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