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想]我的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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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偶然间看到一则名为“研究卖yin现象，岂不要去当***女？”的帖子。背景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女博士何明1年半以前将餐饮业女性农民工定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后，便“卧底”进入了成都一家酒楼，成为一名普通女服务员。经过1年多与女工们的共同生活后，何明完成了题为《服务业女性农民工个案研究》的博士论文。女博士的此种行为引发了极大的争议，于是有了为上述题目的评论。该帖虽然言语粗鄙、极端，但却尖锐地提出了在现时代的情况下，传统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是否还合适这样一个问题。文章提到：“为研究这样一个‘姐妹分离’现象（关于‘姐妹分离现象’，论文中提到，传统社会对女性的社会角色有一定的预设。社会认为未婚女性活泼、漂亮，于是她们被分配去干收银、迎宾等体面的工作岗位就成为一种潜规则。相反，社会认为已婚女性是应该吃苦耐劳，于是后厨刷碗、洗菜等工作就通常落到她们头上。这种初步分配直接影响到了之后工作的前途，包括进修和提升等等），就去亲身体验酒搂女服务员的生活，前思后想都觉得女博士是在意气用事。照这种做法，如果想研究***现象，岂不要去当***女。显然，这种所谓的‘实证调查’方法是不可取的。女博士说：‘实证调查是清华社会学系的传统，我很多同学的博士论文都脱胎于‘田野调查’。’可是，‘田野调查’指的是实地参与现场的调查研究，根本不是要你去进行‘田野体验’。其实，以第三者的身份去进行实证调查，并不影响事实的客观性。有时候亲身体验，反而容易对现象的认识产生主观意志，偏离调查方向。”
   此事件其实正如管中窥豹所见之一斑。恰如异文化中的被调查人往往是被动地坐在人类学家的面前而非出于自愿一样，人类学者的参与观察已经注定了他必须以一个局内人生活于田野，否则就寸步难行，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几乎所有人类学家都不可能完全成为当地人，因为本文化在他们身上打下的烙印已经无法消除了。这样一种内在的张力使田野中的人类学者很难确立自己的身份认同，从而使大声疾呼：“呼吁人类学者从教会的阳台起身，走进部落做研究。”的马林诺夫斯基所强调的人类学者要具备局内人的眼光成为了一厢情愿。这正是当今人类学所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之一。  尽管受到质疑，但田野调查之于人类学, 仍像根之于树、源之于水的生死相随的关系, 无法动摇。而田野作业理论的改进乃是一个学术积累的过程，心急不得，而且实际上如今田野作业中对异文化认识的细腻和深浅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马氏。这说明在现有的学术水平基础上，人类学者走进田野仍然是必要的，因为这是不断接近异文化真相的有效途径。
   传统人类学民族志方法讲的“田野观察”，视觉的东西为主，而他们扮演的其实是一个平面的科学家角色。他们只是在调查之初简短的交代一下进入“他者”世界的过程，然后就躲在了所谓科学描述（民族志）之后了。这样的自我定位加之其固有的的主观经验，无疑会影响描述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同时，这样的方法难免让人觉得观察者有个高高在上之嫌。因此，把视觉之外的其他感觉调动起来，也许在田野调查中很必要，因为我们调查的对象是人不是物。田野工作应该是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过程。在研究“他者”的同时也研究“自我”, 田野作业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 而一个双向的互动过程。而民族志的撰写亦应呈现出人类学者与当地人在田野之间的互动,并且纳入后者的声音, 以“对话”甚至“多声”的模式来取代人类学者独白式的单一声音。
  到此为止，是我作为一个初学者的一点看法，个中观点不乏借鉴前人者，但我相信站在巨人的肩上也许能让我看得更远，而在这样的过程中如果我思考过，便是最大收获了。也因为是初学，蹒跚学步时期，倘仿效先贤而为民族志，或系统阐述做理论范式，囿于自身能力，实是难为，因此只可作文如上，不规不矩，不方不圆。回头看来，竟有些满纸荒唐言的味儿了，但总强过无米下锅的尴尬吧。.